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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侨报》2011年12月31日载文《2011年，中国人应向什么告别？》，摘要如下：

　　2011年，我们告别了佛山女童小悦悦，18个路人冷漠地绕过她，也绕过了中国人的良心与道德；2011年，我们告别了甘肃校车事故中18个遇难的孩子，荷载9人的“校车”里装了64个孩子，但愿天堂里不再这么拥挤；2011年，我们还告别了温州动车事故中遇难的40条生命，唯一庆幸的是，最后一位获救的女孩小伊伊，年前终于出院，可以回家过年了。2011年，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了郭美美，她会不会借卢美美、李美美……再度与我们相遇？

　　告别，不是为了遗忘。我们所告别的这些人与事，是中国社会2011年最深的伤口与疮疤。他们可能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侧面，却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这个社会最深的危机。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大讨论，这讨论其实不是为了谴责那18位路人——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想拯救我们自己。有网民说，“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倘若这个社会彻底丧失了向善的力量，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路人，或下一个小悦悦？丧钟就是为你而鸣！

　　告别，是为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变革的力量。我们2011年告别的这些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

　　小悦悦的惨剧惊醒国人，全社会在重新寻找自己的道德底线与救赎方式。北大副校长说，“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校长“撑腰体”广为流传，还有律师们组织公益诉讼团，誓为好人好事撑腰。

　　在校车事故发生不到1个月之后，12月11日，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12月27日，校车安全四项新国标出台，正在征集意见。如果，这18个孩子是中国校车安全的转折点，至少，后来的孩子不用再挤在危机四伏的“校车”中上学去。

　　温州动车事故后，中国高速铁路大跃进的时代终结了，安全成为第一要务；网络售票、政企分开等一系列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拜郭美美所赐，中国慈善事业跌至冰点，但也推动了慈善业的透明化，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虽然还被公众发现众多破绽，但至少，迈出了信息透明化的第一步。

　　2011年，中国人有许多惨痛的记忆，但这伤口之上可以生长出希望的枝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反思，我能做些什么？

　　这个岁末，第19位经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抱起孩子的阿婆陈贤妹，受到了媒体的追捧，老人获得了“责任中国”2011公益盛典等意在表彰爱心与责任的奖项。或许，阿婆羸弱的身躯，以及公众给她的掌声，都在诉说着这个时代人们关于道德的焦虑与困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意识形态斗争，不是全球经济衰退，不是朝鲜核问题阿拉伯之春……而是社会认同与向心力的危机，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这也是今年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文化能否立起来，是关系中国国脉的大问题！而作为社会规则制定者、监管者、实践者，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久前逝世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过：“我赞同政治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 在一个良好的具有道德的制度下，行善是自然的，作恶必定受到惩罚。学者崔卫平说：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2012，让我们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