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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河是邢台的母亲河，但这条母亲河曾遭受过污染的破坏。在经过艰辛的治理后，七里河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是《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的一篇报道。多年来，七里河已经成为邢台市的一张靓丽名片。然而，7月19日的一场暴雨，将这颗城市明珠拖入舆论的漩涡。洪水沿七里河突袭下游村庄，周围12个村进水，大贤村伤亡最惨重。
“艰辛治理”诚非虚言。不仅建设时间长达10年，体量和投资亦同样浩大。据报道，从2006年6月七里河综合治理工程启动，到今年5月才全部完工。时任邢台市委书记董经纬曾在2008年表示：“整个工程将投入70多亿元，在治理19公里河道的同时，整理出城市市政建设用地近18平方公里。到2020年，将形成一个面积近60平方公里的七里河新区，相当于又崛起了一个新邢台”。
而在一般百姓的眼中，缺水的北方小城，有了一个亲水的七里河新区，无论是白鹭翩翩来归，还是人在岸边随意游息，都让他们感到自豪。
悲催的是，完工没几个月，一场暴雨就将平日看起来波光粼粼的七里河冲得七零八落，给下游民众带来灭顶之灾。10年光景、数十亿巨资砸进去，转瞬之间，“一切都白忙”，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能说当地不重视七里河工程的防洪功能。工程启动之初，首要目标就是“增强城市防洪泄洪能力”，这是现实要求，也有着历史的镜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七里河闹过多次洪水。此番综合治理，也将防洪标准由不足5年一遇达到50年一遇。若这一目标果能实现，或者说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贯彻，想必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灾难。
只是，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在“综合治理”的宏大愿景下，防洪功能很可能被虚置了。
当地治理七里河，更大的动力是在建设滨河景观带，在此基础上开发滨河地产，并形成一个七里河新区。这一点，无论是市政府，还是参与建设的邢台路桥建设总公司，均心知肚明。政府意在再造一个“新邢台”，而企业则看中了周边的热土。疏浚河道是为了水景，平整土地则是为了卖地。至于原先设定的防洪泄洪功能，只能顺便、捎带着干了。
也即，在经济开发的思路主导下，全流域治理的概念被肢解，施工被授权给了公司，开发任务被分段切割。而防洪则被经济利益挤在了一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原本宽阔的七里河到了末端突然收窄，成了一条窄窄的顺水河，其交接的地方居然还有堤坝环伺。很简单，越往末端走，就到郊县了，开发的价值次第损耗，或者干脆在短期内不再有商业价值了。
这样的“综合治理”，不过是增加建设工地的代名词而已。其间的轻重缓急，只要熟悉经营城市概念的人都不陌生。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综合开发，七里河周边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地产项目，房价炙手可热。若说治理效果，莫此为甚。
而从一开始设定的防洪功能，则如草蛇灰线，隐而不彰了。诸如“50年一遇”的标准如何，各项工程如何坚持这一标准，整个流域上下如何协同整治，薄弱地段怎样设防，政府投资如何分解，有多少投资花在了防洪上面……等等，在其后的海量报道中均鲜有提及。
这也表明，在“治水”与“造城”之间，地方政府往往失之于畸轻畸重。平日没事自然高枕无忧，而一旦水来，自然左支右绌，难以措手。23日邢台市市长董晓宇就坦承，“由于多年来未发生大的洪灾，各级干部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应急能力不足”。现实地看，不仅是应急不足，而根本就是缺乏水患的思维，缺乏监管责任的落实，缺乏真正的“综合治理”考量。
此前公众质疑，武汉投资130亿根治城市内涝，结果却依然摆脱不了“看海”的结局；而现在，邢台市又出现了同样的“治理性灾难”，投入了这么多钱，最后却都打了水漂。这样的事件一再验证了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上的低下效率。
正如总理此前在视察武汉时所指出，“对于因工作不到位造成的重大伤亡，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堤防加固等重大工程，必须明确终身责任制，对暴露出问题必须严肃追查。”
雨水来时的洪水问题，背后其实还是工程建设上的历史欠账。对此，不妨改一改此类政府主导投资的情形。一方面，政府投资一定要目标明确，措施到位，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当然可行，但绝不能放松监管，甚至责任弃守，政府要对公共利益负责，就必须严密相关程序，不放弃任何一个环节。
而所有努力的根本要义则在于，必须以实战的要求履行监管责任，做到“防在未发之前”。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一切都白忙”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