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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拿到了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这意味着，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大同县开始享受“贫困”待遇，获此称号后，该县已得到千万元资金资助。

析因　小康的美名　遮不住贫困现实

　　小康县羡慕贫困县，羡慕的是贫困县受到的待遇，而非贫困县本身，16年后主动“返贫”也正因此。众所周知，成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扶贫资金，还有税收、招商引资等诸多政策优惠。这些贫困县待遇，小康县当然享受不到，问题还在于，大同县并非货真价实的小康县，小康县的帽子下，是显而易见的贫困现实。据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的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小康县的贫困现实，是对以小康为政绩年代的暗讽，16年后主动“返贫”，是贫困身份的回归。然而，在这背后，是小康县与贫困县的双重反思。小康县的贫困现实说明，申请到小康县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小康，虚幻的经济数据掩盖不了民众贫困的现实。

　　贫困县脱贫奔小康，同样需要实干精神，坐等靠要，不思进取，贫困的帽子就会越戴越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贫困县脱贫奔小康是实现总体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一环，这就要求贫困县必须知耻而后勇，将贫困县待遇转化为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动力。

　　如何实现这一转化？基于“安徽贫困县望江县建豪华办公楼”、“河南贫困县淮阳县烧出天价香”、“甘肃贫困县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日均受贿过万”等关于贫困县的新闻，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三点。一是扶贫资金的配置使用详细情况，要信息透明，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二是对此要有严格的全程跟踪审计。三是对挪用、贪污扶贫资金行为严厉追责、依法严惩。三点措施均指向同一个目的，扶贫资金的善用。如此，扶贫资金的配置使用才能真正用于扶贫项目、惠及民众，使其早日脱贫致富。自然，戴上“贫困县”这顶帽子，才会如同戴上“紧箍咒”，感到无时不在的巨大压力和耻辱，而非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兴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众关注16年后主动“返贫”，更期待其早日脱贫致富，成为真正的小康县。

提醒　反思政策短板　别屡屡被钻空子

　　一个16年前就获得“小康县”称号的地区，如今却在争抢“贫困帽子”，如此现实情形，既说明当地官员的政绩观出现严重扭曲，同时，也暴露出政府有关部门在为一个地区贴上“贫困”标签的盲目性与随意性。按理说，对于任何一个地区来说，一旦戴上“贫困帽子”，当地官员应当感到羞愧。

　　可是，现如今，“贫困帽子”竟然受到不少地区的“争抢”，当一些地区把“贫困帽子”视为一种荣誉，通过各种平台进行宣传时，也赤裸裸地暴露出当地官员的丑态。无论如何，及时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当然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与此同时，在当前中共中央大力要求转变作风的新形势下，更需要从源头上剔除官员心中根深蒂固的“追求贫困”心理。

　　其实，一些地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心态，根源在于他们的懒政与依赖心理。一个地区一旦被纳入贫困，既能得到国家在经济上的扶持，也能得到政策上的照顾。也正因此，一些地区才会盲目地“追逐贫困”。作为国家相关部门来说，对一些贫穷落后地区进行帮扶势在必行，但面对一些地区盲目“追逐贫困”的不良心态，必须要认真反思相关政策存在的“短板”或“漏洞”。

　　在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审核上，必须要严格把关，切不可让一些经济状况并不算贫困的地区钻“空子”。同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应自觉地转变思想观念，踏实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本色，切不可总是不择手段地钻国家利好政策的“空子”。无论如何，面对一些地区盲目“追逐贫困”的问题心态，值得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反思！

前瞻　扶贫政策与资金不能只看啥“帽子”

　　对于正常人来说，出门戴帽子，当然会首选最漂亮的那顶。然而，明明有顶“小康帽”，非但避之唯恐不及，反而更受用“贫帽子”，的确不合常理。当一座县城在“小康”16年之后重返“贫困县”，尽管并未高调放炮以示庆祝，但却仍难掩背后的欣慰与喜悦。那么，两顶帽子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异，何以“小康县”返贫这样的“倒退”，反而成了重大利好，的确耐人寻味。

　　平心而论，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确不是单边向上，而是存在起伏的，地区之间也同样未必领先者始终领先，落后者就不能实现超越。既然如此，16年的“小康县”，假如缺乏发展的后劲，被其他具备后发优势者超出，重新戴起“贫帽子”，也并非全无可能。不过，相比“小康县返贫”本身，地方政府的“帽子”情结，以及对于头上究竟戴哪顶“帽子”的纠结，或许更值得玩味。

　　不可否认，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当然会存在差异，但是，简单的以整体经济水准或平均收入来分配“小康”抑或“贫困”帽子，显然忽略了同一地区的内部差异。而现实的情形是，“小康县”其实也有贫困人口和贫困区，而“贫帽子”下面同样也有“富方丈”。于是，一刀切式的以“帽子”的成色来区分扶持政策与资助力度，也就注定了难以一碗水端平，更难免形成事实上的不公。现实中，当“贫帽子”下竟然生长出不少豪华办公楼来，对于“贫帽子”的补贴和资助究竟肥水流进了谁的腰包，显然需要打上个问号。而争戴“贫帽子”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为了“脱贫”，又有多少只是看中了背后的利益与好处，更是需要追问。尤其是当“帽子”不仅事关利益，甚至关联着政绩时，更是偏离了最初的目的，无论是“小康帽子”还是“贫帽子”，也都难免因为背后的政绩诉求，而被“张冠李戴”。

　　可以设想，假如扶贫政策与扶贫资金的拨付，不是只看“帽子”的颜色与款式，而是就事论事，看具体的投入与对象，扶贫政策无疑有望更加到位，扶贫资金也才更有望被用于刀刃上，而“小康帽子”还是“贫帽子”，才不会令地方政府如此纠结。这或许才是“小康县返贫”背后的真问题。

评判　贫富的“称号”岂能随意争取

　　16年前的小康县，16年后的贫困县。帽子换来换去，逐利痴心不悔。据说，当年别的县没要小康“荣誉称号”，大同县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运”开始。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但问题是，这种事后诸葛的抱怨，在当年享受了“小康”荣光后，该由谁来为之埋单呢？

　　近两年，国家贫困县的种种乱象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真贫困，当然得扶持；但如果躺在贫困的席梦思上，迟迟不肯醒来，这只能证明扶贫的制度出了问题。

　　大同的例子，堪为考量地方政绩观的标本。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那么，几个问题接踵而至——据说当年大同县为了入选小康，“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这种翻云覆雨的“本领”，今安在？又据说此后的历任领导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内指标下降，“硬着头皮一年年加上去”，这种“加法”有没有问题？今日重新归于贫困县，究竟是“争取”来的还是“按规”来的？

　　贫困县界定上的乱象，表面指向一些具体机制。更深层的，还在于二次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在于财税政策如何更好地雪中送炭。贫困认定混乱，恐怕与收入分配失衡一样值得关切，事关底层群众的冷暖炎凉，而改革的东风，也当及时吹及这些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