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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前段时间曾提出建议称，退休年龄不变，仍为50岁，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5岁。这番言论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面对记者“如果说一个人50岁退休的话，65岁才领到养老金，这15年当中怎样过渡”的提问，杨燕绥答道：“50到65岁的男性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园丁，园林义工，50到65岁的女的给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多好！”  

　　“65岁退休”曾引起巨大争议，对此，杨燕绥表示“我看很多媒体说要延迟退休，但实际上我们谈的是延迟领取养老金”。延迟退休与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最大区别在于，延迟退休虽然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好歹能在退休的时候及时拿到养老金；相比之下，延迟领取养老金则意味着，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却无法领到本属于自己的养老金。有工资保障的延迟退休，尚且引起巨大争议，没有任何收入保障的延迟领取养老金，怎能不引起民意的强烈不满？

　　以园丁、义工为职业，无疑肯定了工薪阶层的退而不休，当新增退休人员都被无偿安置在养老院工作的时候，那些年龄更大的老人实际上是由他们来供养的。那么，公众缴纳的养老金到底还有什么用呢？更进一步追问，当退休老人服务年限已满达到领取养老金条件的时候，其所领取的养老金也可以视为他们从事义工的酬劳。那么，退休之前缴纳的养老保险岂非意味着重复征收？如此双重压榨，难道就是所谓“改革”的初衷？

　　杨教授言必谈“发达国家经验”，但她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发达国家大多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兜底，因此才会在养老问题上有更大自由选择的空间。

　　与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一样，养老体制的关键在于公平，这也是民众呼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社会保险（放心保）的关键所在。与畅谈大刀阔斧延迟领取退休金相比，在这个备受民众关注的问题上，杨教授却显得更加小心谨慎—她提出所谓“前台不动后台转”，简单说，就是在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缓慢增加体制内人员的个人储蓄以冲抵财政支付，至于缓慢到什么程度，杨教授给出的建议周期是“20年”。此中原因，杨教授解释为“社会保险偿付能力非常有限”，为了缓解“社会保险赔偿能力有限”。体制内人员的养老改革步履缓慢，同样是为了缓解“社会保险赔偿能力有限”，体制外人员却要延迟领取养老金，这难道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

　　用20年的时间来完成体制内的养老改革，但完成体制外的工资改革或许只在弹指一挥间，如此差异化对待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当杨教授小心翼翼提出“前台不动后台转”的时候，可曾想到，如果延迟领取养老金果真得以实施，体制外人员的“前台后台”将同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市井坊间如潮质疑，杨燕绥教授强调，“这个结果可以作为政府决定政策的一个依据，但它不一定就是政策。”这种设想不一定是政策，但一定代表着专家学者的思路，这种罔顾民生疾苦与民意汹涌的专家发言，实际上是最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