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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蒋经国逝世30周年，马英九深情缅怀演讲丨全文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1-13 22:49 标题: 蒋经国逝世30周年，马英九深情缅怀演讲丨全文

马英九曾经担任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2017年是台湾解严30周年，在纪念大会上，马英九回忆了当时他参与这段历史的感受，他说，当时他在第一时间听到蒋经国向访宾透露解严时，当下好像触电一样。正因为马英九和蒋经国有过密切互动，国民党认为，由马英九来谈蒋经国最适合不过。

10日下午，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应邀做了题为《经国先生与我》的专题演讲，回忆了他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期间的经历，并与在场的人分享了蒋经国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台湾的贡献，借以纪念蒋经国。马英九说：经国先生对台湾有四大贡献。第一，是推动“十大建设”；第二，是解除台澎戒严；第三，开放大陆探亲；第四，力行勤政爱民。

本次专题报告，马英九作为国民党有史以来曾任政界职务位阶最高的报告人，中常会也充分尊重马英九，不限定时间，让马英九“讲好讲满”。报告中马英九还分享了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立法机构改选”这三个历史节点中，他与蒋经国之间的三个富有意义的小故事，表达自己对蒋经国的尊敬和追思。马英九说：经国先生逝世三十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

以下是马英九演讲全文：

吴主席、曾副主席、郝副主席、各位中常委、各位党务主管、各位党工同志、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应吴主席之邀，在蒋“故总统”、也是蒋故主席经国先生逝世30周年的前夕，来中常会报告他一生的行谊，我个人至感荣幸。过去30年，各种民调显示，“中华民国”历任“总统”中，经国先生始终是最受人民爱戴的一位。他正派、清廉、勤政、爱民的领导风格，大家都耳熟能详，因此，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从个人与经国先生接触的几个小故事，来缅怀经国先生。

1962年，我念台北市大安初中一年级，家里从万华搬到长安东路一段八号三楼，经国先生住在一段18号，两家相距不到80公尺；从我家顶楼阳台，可以看到他家的院子。有一年春节晚上，我们几个小孩在顶楼阳台放鞭炮，用弹弓夹着最响的大龙炮，点燃引信后射到他家的院子，爆炸声音很大。才刚射出一发没多久，立刻有人冲过来查问，知道是小孩放鞭炮后，态度很客气，也没骂我们，就走了。我想，应该是经国先生时常告诫身边的人，要待人有礼。不过，我们几个小孩也没再敢往他的寓所放炮了。那年，经国先生52岁，我12岁，这是我对经国先生的第一个的印象——对部属要求严格。

1968年，我高中毕业后到成功岭受训，被选为开训典礼的宣誓代表，带领一万二千个受训的大专学生，向当时主持典礼的“国防部长”经国先生宣誓效忠“国家”。宣誓完我跑上台，将誓词呈送给经国先生。他收下誓词，微笑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经国先生，他的态度很亲切，握手很有力气。

1970年4月，经国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访问美国，在纽约广场酒店（Plaza Hotel）的大门口遭遇枪击。刺客是“台独联盟”秘书长与盟员二人。黄姓刺客开枪时，他的右手被身边的纽约警察推高，子弹飞越经国先生头上，在旋转门的玻璃上留下一个弹孔。黄姓刺客立刻被警察与经国先生办公室主任温哈熊将军合力制伏，连同另一位郑姓刺客一起押走。经国先生没有受伤，也没有受到惊吓，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与刺客见面一谈。但纽约警方认为不宜，没有同意。经国先生当天对东南亚工商协进会的演讲照常举行，不受影响，展现的镇定与气度，令纽约侨界与国际媒体大为叹服。在台湾戒严的年代，能有几个大官做得到？四月底经国先生“回国”时，各界数千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并致敬。我接到“救国团”的通知前往欢迎。他走过我们身边，微笑挥手，亲切自然，平易近人，毫无官僚气息，令人印象深刻。

1974年我从预备军官退伍前，申请到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念硕士，同时考上本党中山奖学金。出国前，经国先生在三军军官俱乐部请我们10位中山奖学金同学吃早餐。他亲切的问我们去哪一国，哪些学校，读甚么研究所，希望我们早日学成“回国”服务。那是我有生以来跟他接触时间最久的一次会面，也是唯一一次跟他吃饭，我也下定决心，取得学位后，一定要“回国”服务，贡献所长。

提到中山奖学金，我忍不住要说，最近党部向党产会要求解冻办理中山奖学金的经费被拒绝，因为他们引用据说CIA在1979年的报告说，在美国大学校园有台湾特务学生。我要表达严正抗议。民进党执政过八年，难道没有去查过吗？毫无证据就指控污蔑，我们中山的同学绝不接受。

事实上，2007-2008年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的老师孔杰荣特别来信表示，马英九如果是特务学生，我绝对不让他进博士班。

言归正传。1981年，我在哈佛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并在纽约工作半年后，返国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三个月后兼任“总统”英文秘书，开始我追随经国先生七年的日子。第一天担任传译，我应该就让经国先生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我还是个90公斤的壮汉，那个传译的座位，却是一张在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塞进去，挺胸坐正，膝盖一顶，就把茶几撞得晃了好大一下，茶杯里的水全都洒出来，相当尴尬。后来“总统秘书室”的卢主任，还特别交代总务人员，要拉开茶几跟板凳的距离，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那年经国先生已经71岁，我才31岁。

马英九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

各位都知道，经国先生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领袖”——蒋中正——的长子，却在16岁那年，主动要求去苏联留学，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共产主义思想与政策，再去列宁格勒的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校深造，还被派到乌拉山冰天雪地的工厂中做工，体验基层劳工生活。他在当地娶了同事方娜（蒋方良女士）为妻，一度因为“苏共”的路线之争，与父亲决裂。留俄12年，养成他一生坚强、亲民、平实的个性，并充分了解共产主义与共产党。1937年返国后，经国先生从赣南初试啼声，到上海奋力打虎，最后在台湾发光发热。

经国先生对台湾有四大贡献。第一，是推动十大建设；第二，是解除台澎戒严；第三，开放大陆探亲；第四，力行勤政爱民。十大建设促成台湾经济升级；解除戒严带来民主改革；开放探亲促成两岸和解；勤政爱民端正台湾政风。每一项都是历史性的贡献。我有幸追随他7年，来谈谈其中三件饶富意义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有关解除戒严。

大约在1985年，有一天经国先生收到他的美国好友、二战英雄、美军顾问团前团长戚烈拉将军（Gen. Richard G. Ciccolella）亲笔来函，讨论戒严存废的事。戚烈拉的论点很简单，“台湾的戒严跟国际社会了解的戒严很不同，让台湾吃了不少闷亏，有理说不清。既是如此，何不解除戒严，丢掉这个包袱？”我把这封信翻译出来呈给经国先生。没多久，经国先生叫我到办公室，问我“戒严”这个词的英文是甚么？外国人的说法是什么？我说戒严的英文就是“martial law”，有些字典或百科全书指的就是“无法无天”（no law at all），或“军事统治(military control)。经国先生皱起眉头说，“我们没有无法无天，也不是军事统治啊！”我当时感觉，经国先生已经了解，台湾被国际社会误解得很厉害，戒严这个包袱很沉重。

一年后，1986年10月7日下午，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Katherine Graham）的时候，亲自宣布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我当时一个字一个字翻成英文，彷佛有电流通过我的身体，那是一种改写历史的感觉，终身难忘。

第二个故事有关开放大陆探亲。

1987年三月下旬，接见外宾后，经国先生突然问我：“英九，最近有甚么特别的事情啊？”我立刻说“有”：最近有一些老兵在西门町游行抗议，他们穿着白袍，上面写着“想家”，想回大陆探亲。同时，“立法委员”赵少康、李胜峰与洪昭男在立法院要求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我向经国先生报告，实际上每年都已经有近万人经过香港，偷偷到大陆探亲，造成守法的人吃亏，违法的人占便宜的现象，显然很不公平。

经国先生听了就说：“你去找张副秘书长，我已经交代他处理了。”原来经国先生已经决定要开放大陆探亲。于是在张祖诒副秘书长的指导下，我们草拟方案，初步想法是在坚持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前提下，透过民间团体安排，经过香港进入大陆。这个民间团体，就是红十字会。经过各方反复协商，这个被我私下命名为“颖考”项目的两岸探亲计划，在6月4日签出来呈送经国先生核定后，交给“行政院”与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最后在11月2日正式实施。三十年来，两岸已经有一亿以上两岸人民互相访问，留学、投资、贸易，两岸和解，终于默默的展开。经国先生从善如流，真正为两岸做了很大的功德。

第三个故事有关“国会”全面改选。

1986年3月，本党举行第12届三中全会，并在会后的中常会决议成立由严家淦等12位中常委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分别就“国会”改选、省市长民选、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强化治安、加强党务工作等6个议题研商推动方案。其中第一个就是“国会”改选。当时“国会”老代表意见甚多，进度不快。

当年11月的一个晚上，经国先生突然叫我去他的七海寓所。那是我第一次进到他的卧房，就像一个简朴的老荣民的卧室。经国先生那时身体已不好，肚子挺得很大，躺在床上说话。他问我“国会”改革的进度如何？我说大致顺利，但老代表希望设立大陆代表制，争议很大。经国先生问我，“政府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时候，有没有宣布我们还是代表“中华民国全国”？”我说没有这个印象，要回去查一下。

两天后，我向经国先生回报查询结果。“中央政府”在1949年12月7日从成都迁到台北时，当年的国民政府公报并未刊载任何“我国政府”仍然代表中国的声明。经国先生说，“我们的‘国会’只要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选出，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因此，设立大陆代表制并没有必要。”我听了之后，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显示他充分了解“中华民国”的法统是靠“宪法”维持，不是靠自然人维持。那天离开官邸时，看见繁星满天，我深深觉得，“中华民国”能有这样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是多么的幸运啊！万一他支持大陆代表制，我们政府要如何向人民交代为甚么30年前不改选呢？

我最后一次见到经国先生，是1987年的行宪纪念日。他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大会。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大声鼓噪。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离开时，经国先生转头，对着台下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好像是说：“我为台湾做了这么多事，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那种眼神让人非常难过与不舍，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忘记。

19天后，经国先生过世了。当时我想，“国会”改革案如果能早一点完成，也许就可以化解这场抗争。但是这个案子当时拖了整整一年，直到1987年7月李焕先生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才交给我加速处理。当时李登辉“副总统”是小组召集人，当半年前我第一次向他请示时，他就抱怨说：“这一年多项目小组都没有开会喔！”主管部门耽误的后果，也只有由经国先生概括承受。经国先生逝世后，李秘书长带我到处去说明这个方案，尽管有些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炮声隆隆，中常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改革方案。如果方案早两个月出炉，也许可以避免行宪日当天的冲突。回想起来，我至今仍感痛心不已。一个月后我到头寮谒灵，为此在经国先生灵前痛哭，久久不能平复。

马英九常常去谒陵

最后，请容我做一个总结。经国先生长于“威权时代”，却能突破自身局限，亲手终结“威权时代”，让“中华民国”在经济起飞之余，也能推陈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开五千年实践民主的先河。这是他为历史、为“中华民国”、为台湾留下最动人、最持久的贡献。

经国先生逝世三十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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