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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特别是房价问题，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成功转型和长治久安的大事，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之一。要妥善处理好房价问题，不能仅仅只是政府说了算，或者某个或某几个政府部门说了算，也不能只听某些专家的意见，而需要在政府、产业、学术、民众和媒体等不同主体之间开展公开透明的公共政策辩论，需要各社会利益群体理性地开展对话，找到相互妥协的利益平衡点。

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经济，这种价格虚高现象是体制机制不健全条件下一系列因素所造成的。最为突出的是，在现代国家基础设施、城镇房地产市场体系和城镇规划管理体系三个“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城市土地财政、M型社会(也就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两极分化，中产陷落的社会)、全球化等因果循环过程，推动全国房价不断上涨，虚高不下。

中国式伪房产市场

在讨论房地产市场或房价的时候，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

尽管大多数情形下我们用“房地产市场”来代表房地产这个领域，或者代指房地产的买卖和交易行为。但是，无论从土地要素的供给；住宅的生产、购销来看，还是从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来看，中国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开发企业拿多少地、拿什么样的地、建多少房子、在哪里建、卖给谁，以及老百姓买多少房子、买到什么质量的房子，笼统地说，就是住宅资源的配置，似乎从来都没有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或调节。

与中国的金融行业或其他的垄断行业一样，由于腐败与权钱交易泛滥、普遍的政府管制以及监管缺位，房地产行业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民间把房地产比喻为“圈地盖楼”，把金融行业比喻为“上市圈钱”，把矿产行业比喻为“挖洞采矿”，这是当前中国三个主要的暴富领域，也是行业管理和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的领域。

可见，对于这种不完备市场甚至非市场领域，不能简单地用供求、价格等市场逻辑来进行分析和调整，反而可能因为价格信号和供求关系的扭曲而导致结构失衡和房价虚高。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机制设计等方法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体系，为房价相关的宏观调整奠定微观机制基础。

政府失误导致房价虚高

房地产乱象与房价虚高是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管理，特别是地方政府管理的缺位密不可分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增长导向的政府业绩管理框架下，掌握着巨大的土地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地方政府出现了资源投向的结构性偏差。

过分重视以地为中心的物质的城镇化，忽视了以人为中心的人的城镇化；过分重视以农业用地征用为主体的城市新区和工业开发区的发展，忽视了农民工市民化为导向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过分重视工业企业，忽视了城镇住宅开发和居住质量提升；过分重视高端住宅的开发，忽视了经济型住房的开发。地方政府资源投向的偏差直接导致了房地产领域的投机行为和结构性失衡，从而推动了房价的持续增高。

二是政府在城镇规划和管理方面的缺位导致房价在空间上的结构性偏差。目前我国城镇规划的编制、审批与执行过程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缺乏硬约束，缺乏足够的政策辩论与公众参与，加上部分城镇规划编制缺乏科学性，同时城镇之间以及城镇的不同行政区之间缺乏规范的利益协调机制，导致房地产开发在城镇空间上的安排不尽合理，从而出现了房价在地里空间上的结构性虚高。

三是政府对房地产企业及其开发过程和产品的监管缺失，导致房地产领域投资和投机的结构性偏差。由于缺乏严格的市场监管和标准规范体系，房地产领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购房人都无法得到稳定的市场预期，从而导致投机和炒作行为严重，驱动房价高涨。

除了市场和政府的失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些基础性的作为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制度和技术设施，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现代国家基础设施或现代国家基础结构。

比如，明确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制度，比如全国性的个人收入账户制度、社会保险账户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其中，对房地产价格调控比较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包括全国通行的个人收入账户制度和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制度两项。

如果这样的国家基础设施不建立起来，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就很难做好精准，容易被占空子，陷入被动局面。

政府与房价的“囚徒”困境

在我国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地方经济运行框架下，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以土地为杠杆来撬动出口加工业和房地产业，进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先垫资或借债，低价征地后铺设工业基础设施，通过放量、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大规模招商引资。

政府也同时借贷建设城市新区以及相关基础设施，以开发区和新区建设带动本地以房地产为主体的服务业发展，政府就可以通过限量、高价供应商住用地所获高额土地出让金偿还贷款，从而推高房价。而高的房价又会驱使地方政府进一步低价储地，放量开发，实现所谓城市的土地经营和土地财政。由此，形成了土地财政与房价相互推动、彼此攀升的循环累积机制。

显然，这种土地财政与房价相互推动的循环累积机制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给各个城市留下了为数众多、占地面积巨大、财政债务负担沉重、产业集聚能力和经济效率亟待提高的工业区、开发区和城市新区，如果遇到偶然的外部冲击或者管理不善的话，这些工业区、开发区和城市新区极可能演变成为超大型的烂尾项目，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灾难。

另一方面，虚高的房价给政府造成了大量贷款融资尚可持续还款的“财政幻觉”，加之地方政府向国有银行借贷投资具有“道德风险”，以土地财政为桥梁和依托，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构建了某种“庞氏骗局”。一旦政府财政无力偿还贷款本息，不得不进一步加大土地供应时，房产市场将由于供给过剩而崩溃。

此外，推动房价虚高的还有国际因素。随着中国越来越紧密地加入国际经济循环，中国的房价，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价，主要是由全球性因素来决定的。一方面，中国的房价受到全球资本的影响。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稳定的货币政策和巨大城市化潜力，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投资领域。

近些年来，国际资本采用直接和间接投资方式，大举进入北京、上海等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许多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公司，如新加坡的GIC投资公司，香港的麦格理银行，美国的美林、高盛和洛克菲勒集团等均在中国房产市场有大手笔资金运作，在某种程度也推高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另一方面，中国的房价还受到全球需求的影响。所谓世界城市是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顶级城市，其中的主要产业是跨国公司总部、先进的厂商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的就业人员是公司的老板和白领阶层，也就是全球范围内的高收入阶层。

最近一些年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一些类似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会的房价都在不断上涨，从而领跑其所在国家的房地产和物业的价格。随着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房价高涨的国际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房价将导致社会动荡

从买房角度来看，由于体制性和非体制性的因素，特别是房价本身不断升高，中国社会各阶层实际收入的差距不断增大，从而给以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层造成巨大的经济挤压。如果不及时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话，这将促使社会出现所谓的“M化”。

在M化社会中，房价涨而工资不涨，中产阶层无力负担房价。如果购房不受到限制的话，房价将主要由高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来决定的，而不是社会平均购买力来决定。富裕阶层日益雄厚的购买力和强烈的投资需求将房价不断推高，而随着房价的提高，中下阶层相对购买力随之降低，房价就俞加由高收入阶层决定了。

如此循环往复，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房价同向增长，而对于收入相对增长较少的中下阶层来说，房价必然日益高不可攀。

更有甚者，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刚性需求受到抑制，而投资与投机需求不断扩张。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投资选择狭窄，加上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领域的结构性偏差，由富裕阶层所决定的房地产投资或投机需求的增加总是远远超过受到征地、建设周期制约的房产供应量的增加，供不应求似乎总是国内房产市场的主导态势。在“买高不买低”的预期作用下，大量需求继续蜂拥而至，如此循环往复，房价即在短时间内被大幅推高。

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这种收入差距与房价的非包容性的因果循环累积机制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动荡，是不可持续的。